10月23日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闭幕，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建议》）融智和，并发布了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》（以下简称“公报”）。
全会指出，“十五五”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、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。
“十五五”期间，我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新的条件和新的机遇？全会对未来五年及更长远的发展有何定调，释放了哪些新信号？将给经济运行和市场表现带来哪些新变量？
为更深刻理解全会最新部署，南都湾财社特推出《洞见“十五五”》系列专访。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南都·湾财社专访时指出，展望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们需要切实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，这需要金融更好优化资源配置，实现科技、产业与资本的高水平循环。同时，我国务必构建更有韧性、更可持续的内需拉动长效机制，甚至可以考虑在非常时期发放消费券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打造有效市场，推动现代化产业的构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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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科技创新：
科技创新需要逐步领跑
绝非“关起门来搞创新”
南都·湾财社：
您如何看待本次全会提出“十五五”时期“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”这一目标？
田利辉：
将“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”确立为“十五五”的核心目标，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：我国的科技创新必须从过去的跟跑、并跑，迈向在更多领域实现领跑的新阶段。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竞争力，也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后劲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。
要实现这一目标，我认为需要聚焦三个层面的突破：
首先是“点”的突破，也就是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。我们要在人工智能、量子科技、集成电路、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集中优势资源，啃最硬的骨头，真正把科技攻关落到实处。真正的科技不是空头名号或论文堆砌，而是要能实实在在解决现实问题，切实推动产业进步。
其次是“线”的贯通，也就是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。必须解决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“两张皮”的问题，让实验室的成果更顺畅地走向生产线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“新质生产力”，我们的科技创新必须真正转化为具有引领作用的新质生产力。
最后是“面”的营造，也就是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。在点和线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加强和创新文化的培育。要建设真正的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——不是简单追求排名指标，而是要打造被国内外公认的高水平科研平台，推动大学、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形成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。同时，也要营造鼓励探索、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。
另外需要强调的是，科技自立自强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。我们要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，并以更强的自主能力去引领和塑造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。科技自立自强，意味着我们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，培养能够推动科技突破的领军科学家，并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发出更强的“中国声音”，展现更多的“中国优势”。
2
谈金融助力经济发展：
资源配置的核心要实现“主动造血”融智和
南都·湾财社：
展望“十五五”，金融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哪些动力，发挥怎样的作用？
田利辉：
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，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。在“十五五”期间，金融必须充分发挥其基础性、支撑性作用，实现从“被动输血”向“主动造血”的转变，真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“催化剂”和“稳定器”。
具体来看，金融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：
首先，在促进消费、扩大内需方面，金融应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和普惠金融，优化支付环境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为居民消费提供更便捷、安全的金融支持。同时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引导更多资金投向消费升级的关键领域。
其次，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，金融要着力破解科技型企业前期投入大、轻资产、风险高等融资难题。这就需要我们丰富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，不仅发展公开市场，也要大力发展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私募股权等市场，推动实现“投早、投小、投硬科技”。还要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、投贷联动等新模式，真正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。
第三，在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，金融要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。一方面要保障制造业，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投入；另一方面要运用好绿色金融、转型金融等工具，支持制造业的绿色化、数字化改造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迈进。
总的来说，金融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功能就是优化资源配置。要实现这一功能，金融体系需要在定价机制、资金导向、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改革，让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，让人才和创新得到充分支持，助力培育更多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，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。
因此，金融体系要通过深刻的自我变革，实现科技、产业与资本的高水平循环，真正成为推动“十五五”蓝图落地的重要支撑。
3
谈扩大内需:
提升收入，可消费、愿消费、长消费
南都·湾财社：
请问应如何理解《建议》中将“内需拉动经济增长”放在更重要的战略位置？
田利辉：
把内需放在更突出的战略位置，是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认识，也是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准确把握。这不仅是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“压舱石”，更是中长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。可以说，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。
我国作为经济大国融智和，出口规模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，投资方面也已有相当基础。因此，进一步扩大内需，构建以消费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，就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。把内需摆在更重要的战略位置，既是主动的战略选择，也是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之举。短期内，它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；长期来看，则能推动我们形成新发展格局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核心在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，形成以国内需求带动供给、以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，从而增强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。
南都·湾财社：
2024年末以来，“国补”成为百姓感受最直接的内需拉动政策。包括“国补”在内，”十五五”时期，还有哪些拉动内需的可行路径？
田利辉：
“国补”政策效果明显，但也具有多方面的影响。短期来看，它像一剂“强心针”，对纳入补贴范围的汽车、家电等大宗消费起到了提振信心的作用，稳定了相关产业链，也让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，增强了公众对政策的获得感。
同时也要看到，“国补”主要针对部分产品、型号和品牌，属于政策驱动型手段，其边际效应可能逐渐减弱。此外，还要注意避免企业形成政策依赖，或导致市场结构出现扭曲。因此，下一步可考虑在特定时期发放消费券，在一定时期当中相当于货币，让全体居民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，这样既能激发消费意愿，也能促进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。
展望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们需要构建更有韧性、更可持续的内需拉动长效机制。我认为关键要打好“三张牌”：第一是“收入预期牌”，核心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，甚至更快一些，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让大家“能消费”，有钱可以消费。第二是“场景创新牌”，要积极培育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、健康消费等新增长点，改善消费环境，让大家“愿消费”。第三是“投资转化牌”，引导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公共服务、新基建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，使投资最终转化为长期的消费潜力，优化供给结构。不是寅吃卯粮，而是能够越消费越发展，能够长久消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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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：
要保持比较优势、布局未来产业
抓住人工智能、实现可持续发展
南都·湾财社：
应如何理解在“十五五”时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一要求？对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，接下来应重点推进哪些方面？
田利辉：
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，是一个具有战略远见的判断。这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，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，是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，也是技术创新的主阵地和就业的重要支撑，因此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比重。但同时也要注意，不能把“合理比重”简单理解为一个数字目标，而是要看到它背后所体现的是制造业的质量、结构以及整体竞争力的综合要求。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。
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，是一项系统性的深刻变革。要做好这项工作，可以从“强基、育新、融智、绿色”四个维度协同推进：
一是“强基”，也就是巩固和提升我国已有的优势产业，进一步做强我们的长板。比如高铁、电力设备、通信设备等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域，要继续保持并增强全球领先地位，把现有优势进一步夯实。
二是“育新”，即前瞻布局未来产业。在人工智能、类脑智能、未来网络、深海深地开发、空天科技等新兴领域，中国要力争抢占发展先机，不能落后于国际趋势。
三是“融智”，就是要推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制造业。大力推进智能制造、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应用，让数智技术覆盖所有相关行业，使制造业变得更“聪明”、更高效。
四是“绿色”，制造业未来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相协调，推动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。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，推进工业节能降碳，这不仅是环保要求，也将形成新的产业竞争力。
总而言之，我们既要认识到制造业的不可或缺，也要在发展中一方面巩固传统优势，另一方面瞄准未来产业，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等科技趋势，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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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“反内卷”：
恶性竞争不是有效市场
公平导航方是有为政府
南都·湾财社：
“综合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”首次被写入我国五年规划。在“反内卷”的背景下，应如何科学制定产业政策，协调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？
田利辉：
将“整治内卷式竞争”写入“十五五”规划，体现了规划直面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决心，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。所谓“内卷式竞争”，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重复、资源内耗的行为，具体表现为企业之间一味比拼价格，谁价低谁就更容易中标，最终演变成恶性竞争。这反映出市场在某些环节存在失灵或不足，不仅消耗社会财富，也抑制了创新活力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就需要构建“有效市场”与“有为政府”相结合的机制。当市场出现失灵时，政府应当积极作为，实施科学整治。科学整治不是否定竞争，而是推动竞争向更公平、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，从“量的扩张”转向“质的飞跃”，从“零和博弈”转向“协同共赢”。举例来说，不同企业可以发挥各自在特定领域的优势，共同打造更优质的产品，实现整体质量提升。因此，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，应着眼于促进公平竞争，引导市场主体关注长期发展，而不是替代市场本身。产业政策有必要，但必须用好——一旦政府干预过度，压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，就会适得其反。
要制定精准而系统的产业政策，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：
第一，设立清晰的“红绿灯”。通过明确环保、安全、技术、质量等行业标准，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准入和负面清单机制，坚决淘汰落后产能。这样做既保障了公平竞争，也从根源上削弱了“内卷”滋生的土壤。
第二，绘制精准的“导航图”。政府需加强全国层面的产业规划与指引，明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和发展重点，避免各地一哄而上、产业同质化竞争。要鼓励差异化、特色化的发展路径，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。
第三，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。探索跨地区GDP分级统计、税收分享等政策，鼓励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产业合作园区和协同发展模式，让合作比“内卷”更具吸引力，从制度上促进区域协同。
第四，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。必须明确，产业政策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市场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。要继续破除地方保护与行政性垄断，确保政策不偏离让市场更有效、竞争更公平这一根本方向。
策划：王莹
统筹：李颖 邱墨山
采写：南都·湾财社记者 刘常源
设计：林泳希
编辑：刘耀宁融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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